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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人大上班的第一天圆满结束。回首今天完成的工作，共计拿报纸两次，整理材料一上午，发传真十几页，替同事去门口拿快递一趟（卓越送来的《0-3岁儿童智力开发指南》）。坐在办公室门口装订文件时，我突然理解了祢衡被唤作鼓吏时的击鼓骂曹感，以及知识青年下乡时的世界末日感——一种胸中山河尽被毁弃的悲凉感和一种智力突然变得多余的无措感。 如果说当初萌生去人大实习的念头是出于对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过分脱离实践的恐惧，那我现在感到的，算不算是对自己在做人生决定上的低能（用读培养独立思想的书的时间交换在一个整天围着领导转的机关里的实习）的恐惧？ 令我好奇的是办公室里竟有两名曾经的摇滚青年。一枚女文青是左小祖咒的粉丝，还有一位喜欢高旗与超载，爱唱“低下头是人间，抬起头在天边”。他们是怎么从激烈的青春期迈入现在四平八稳的生活的呢？ 我想我是做不到也万万不愿做到的，又或许生活无所谓愿与不愿，正如南周上那篇文章所讲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根本没多少人拥有选择Life Style的自由。不在现实中相见，便在回忆里怀念，于是便有了《老男孩》。从人民广场出来很冷，我下意识地拉高了衣领，想起那年冬天在北京的实习，至少那里我还用的上大学里的知识，至少当时还有一个陌生的城市让我尽情探索，至少回家后还有一副温情脉脉的目光。

七十年代的故事，想不好听都很难。 张楠叔叔是我爸爸的初中同学，因为身材高大，文革期间被挑到学校红卫连。57年被打成右派的张父不愿意了：“哪朝哪代有过学生打老师？这书没法读了。”辍学之后的少年跟着在电台工作的叔叔学了半年无线电，东晃西晃回到学校，已经比别人大了两岁。 一次大考后班主任把张叔叔找去：“学校研究过了，你这样的超龄生必须退学。”原本兴高采烈的他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这次考试他各科平均97.5分，却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坐在中学里参加考试。 四十年后当年的师生在饭桌上聊往事，讲起这段时，已是谙熟世事的中年人的张叔叔突然有点异样。我转头看他，一贯沉稳的他扬着手臂，情绪激动。是想起了右派子女给他少年时带来的羞辱？是想起了中学辍学后下乡、做工、在农村、家和父亲关押的牛棚间往返奔波的辗转岁月？是想起了高考政审不通过，此后便与书本无缘，在人生道路上风吹日晒，在社会转型中夹缝求生，四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只留下发白的鬓角和满脸的皱纹？ 宜宾是长江正式的起始之地，岷江和金沙江在此合二为一,往下游一千公里便是苏轼写下后赤壁赋的黄州。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多少人在这江边生活过无力过，愤怒过痛苦过，我闭上眼，唯一能听见的却只是潮水拍打堤岸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