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不是因为今晚的罗大佑不够撕心裂肺。57岁的老罗每唱完一首快歌都在努力地掩饰喘气，谁都知道这个岁数的歌手，能保持老罗这样的身材和精神状态，已属不易。也不全然是因为三小时的演唱会里掺杂了许多水分。虽然我觉得客串《海上花》的两个吉他手纯属K歌水平，张震岳是我见过最没精打采的特邀嘉宾，但如果喜欢卖弄哲理的老罗给整场演唱会找一个能打动我的基调，这些闷音杂音断音都毫无疑问可以被过滤掉。

可问题就是整场演唱会我都没有被真正打动过。在选曲上，大佑选择了许多像《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样能保证全场大合唱的流行味儿十足的歌曲，而放弃了更能促进肾上激素分泌的《现象七十二变》、《皇后大道东》、《爱人同志》、《之乎者也》。更灾难性的是大佑的talking。病态般执著于歌手的思想性的我，对于老罗整晚反反复复的人与人应保持网下接触的说教，实在是大失所望。整晚上我都在挣扎，我实在是无法把眼前这个婆婆妈妈的男人，和“台湾摇滚乐教父”等同起来。老罗唱《鹿港小镇》时独独没有唱我最爱的那句，“归不去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那个墨镜黑衣，把歌曲当做投向社会的飞刀与标枪的罗大佑，似乎真的像这句歌词一样，被所有人忽略了。在这个以蓝色黄色红色绿色为主题的演唱会上，黑色的罗大佑缺席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能唱中自己心事的歌者，因此我毫不掩饰我对年轻时的罗大佑的偏好。我喜欢《现象七十二变》这样激烈批判社会的歌曲，“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那副破啰嗓子，完全可以安在塞林格的霍顿，或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愤青身上。而在《光阴的故事》里，这个八十年代的台湾霍顿又是如此柔情蜜意：“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初中时我曾把这首歌词偷偷放在喜欢的女孩的自行车后座上，还用着重号划出了“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而今晚我惊奇地发现，原来老罗的嗓音并不哑，三十年前的啰嗓只是故作苍老而已。《上海之夜》与《台北红玫瑰》这些老罗进入21世纪之后的作品我都没听过，令我惊诧的是这些歌里明白无误的都市的欲望气息：“不要再皱你的眉，台北红玫瑰，不要扫兴，人生已足够乏味”。今晚的罗大佑似乎在故意淡化他文化英雄的面目，闭口不谈歌曲的现实意义。而对于曾经那个痴情少男，今晚出现在面前的也不再是青涩未脱的校园歌手，而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中年人。在1982年《之乎者也》那张专辑里，罗大佑曾骄傲地宣告：“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多么痛快，又多么的自负。三十年后的罗大佑自负依旧，不见的是那份把世界劈个粉碎的豪情万丈。

放眼四周，我和J君不出所料是最年轻的观众。左边的发福男子整晚翘着二郎腿一言不发，身后不远处的两个阿姨开心地挥舞着荧光棒。这些八零后七零后六零后，今天都是来寻找所谓的青春记忆的吧？或许他们也与我一样幻想着台上出现的还是那个墨镜黑衣的倨傲男子？可是，歌迷有没有权利要求一个歌手永远停留在某个年代呢？不管是愤怒嘲讽忧郁怅惘，同一个姿势保持二三十年，一定很累吧。既然岁月使人改变是无可阻挡的事，那痛痛快快地承认它，倒比拒绝从旧梦中醒来要好。歌手的青春与我们的青春偶然地交叉，在某个时刻打动了我们，也许是某段歌词印证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也许是某段旋律记录了某段时光，也许某首歌曾让我们在一瞬间感到情感的净化，这就足够了。妄图把这个交叉点变成无尽头的直线，对歌手和对我们自身都不公平。

前几天看贾樟柯访谈，小贾说他想用《站台》记录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的变迁。对成长于一个文化贫瘠年代的县城青年，从电台里听到的每首歌，都凝固着时间，都能让他在若干年后回忆起当时的肌肤，环境，光线。小贾说他永远不会把十几岁第一次约女孩去城外，黄昏时回到城里，远处的高音喇叭传来“是否，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的那个画面拍到自己的作品里。

今晚的罗大佑最终还是返场了，没有了乐队的陪伴，一个人在钢琴上弹起了《是否》。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小贾的记忆深处。也许相比嘲弄地指出一切怀旧都免不了变成一种姿态，倒不如善待内心深处琥珀般包裹起来的每寸时光，为了一个歌手使我们在回溯生命历程时有迹可循而感谢他，然后在灯光亮起时，擦干泪水，重新回归各自无法回头的生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长不再令我感到兴奋，与之相反，每年的生日倒像是对我发育不良的成人感的一种嘲笑。尤其是在这倒霉的二十三岁，同学们都已经中国美国中国了，投行咨询硅谷了，工作赚钱买房了，我却活生生回到了不愁吃不愁穿的红领巾年代。

前几天看胡适留学日记，提到1914年胡适夺得康奈尔大学卜朗吟奖赏征文比赛头名，一时“校中人诧为创见，报馆访事至电传各大城报章”。掐指一算，胡博士的英文力压无数美国学生时离二十三岁尚差六个月，而我至今还在为个人陈述里每段语言如何组织绞尽脑汁+焦头烂额。焦虑啊焦虑，怎能不焦虑？在二十三岁这个年龄，多少英雄已经成名：梁启超是天津《实务报》主笔，乔布斯开办了Apple，梅西获得了三冠王。而我追求的成功还在从火星来地球的路上。

朋友宽慰说，焦虑感是有上进心的表现，说明了我的“志之大，意之广”。说得似乎也对，如果没有上进心，我又怎么会成天不亦乐乎地拿自己去和一帮天才死磕呢？换句话说，我骨子里恐怕还是有股要和前哲先贤看齐的精英意识。引导得好，这种意识自然可以激发榜样的无穷力量，可也不排除有些情况下这意识会带来负面效应。比如说，有时你在清冷深邃的思辨世界里沉迷太久，却忽略了深夜加班在小吃店里与亲爱的人分享一碗面条的温暖。再比如说，有时候你忙着轰轰烈烈地去爱世界，却忘了去爱身边一个个具体的人。

而也许精英意识带来的最坏的一个影响是，它让你在社会地位不如人意时极容易产生一种傻叉感。就好像不久前感觉被命运狠狠扇了一巴掌的那个时刻，最失望的一定不是失去了上某教授某门课的机会，而是失去了名校出身的光环，于是社会认可和自我定位之间出现了足以容纳一个傻叉的缝隙。事实上，想通了这点，原本无法承受的不仅变得可以承受了，而且甚至未必一定是坏事。一路都是优等生和名教授的自信而乐观的胡适，在思想的深刻性上，不就比成绩平平、久滞下僚、反复怀疑自己灵魂的鲁迅差一大截吗？

所以如果可以问上帝要一个二十三岁礼物的话，我希望得到是一颗平常心——前年我曾希望得到一颗关注世间的大心脏，去年希望得到的是一颗善于感受的小心脏，如果上帝你老人家还没嫌我太过麻烦的话，就请你再给我一颗安稳执着的心吧！当然，如果你是个什么都不给的吝啬鬼，我也做好了自力更生的准备。过去这两三年，自己唯一能令自己满意的，就是思想的精进成熟似乎一直没有停歇，翻看一年甚至半年前买的书，常有“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感慨。只要不停止思考与感受，不管身上有没有光环，灵魂和人生都会是有意义的吧？

最后，谢谢所有在这段日子里，给过我关心和鼓励，帮助我坚定梦想的朋友们。你们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财富，而上帝给我的是如此之多，我怎敢抱怨不够

如果说当初萌生去人大实习的念头是出于对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过分脱离实践的恐惧，那我现在感到的，算不算是对自己在做人生决定上的低能（用读培养独立思想的书的时间交换在一个整天围着领导转的机关里的实习）的恐惧？

令我好奇的是办公室里竟有两名曾经的摇滚青年。一枚女文青是左小祖咒的粉丝，还有一位喜欢高旗与超载，爱唱“低下头是人间，抬起头在天边”。他们是怎么从激烈的青春期迈入现在四平八稳的生活的呢？

我想我是做不到也万万不愿做到的，又或许生活无所谓愿与不愿，正如南周上那篇文章所讲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根本没多少人拥有选择Life Style的自由。不在现实中相见，便在回忆里怀念，于是便有了《老男孩》。从人民广场出来很冷，我下意识地拉高了衣领，想起那年冬天在北京的实习，至少那里我还用的上大学里的知识，至少当时还有一个陌生的城市让我尽情探索，至少回家后还有一副温情脉脉的目光。

张楠叔叔是我爸爸的初中同学，因为身材高大，文革期间被挑到学校红卫连。57年被打成右派的张父不愿意了：“哪朝哪代有过学生打老师？这书没法读了。”辍学之后的少年跟着在电台工作的叔叔学了半年无线电，东晃西晃回到学校，已经比别人大了两岁。

一次大考后班主任把张叔叔找去：“学校研究过了，你这样的超龄生必须退学。”原本兴高采烈的他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这次考试他各科平均97.5分，却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坐在中学里参加考试。

四十年后当年的师生在饭桌上聊往事，讲起这段时，已是谙熟世事的中年人的张叔叔突然有点异样。我转头看他，一贯沉稳的他扬着手臂，情绪激动。是想起了右派子女给他少年时带来的羞辱？是想起了中学辍学后下乡、做工、在农村、家和父亲关押的牛棚间往返奔波的辗转岁月？是想起了高考政审不通过，此后便与书本无缘，在人生道路上风吹日晒，在社会转型中夹缝求生，四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只留下发白的鬓角和满脸的皱纹？

宜宾是长江正式的起始之地，岷江和金沙江在此合二为一,往下游一千公里便是苏轼写下后赤壁赋的黄州。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多少人在这江边生活过无力过，愤怒过痛苦过，我闭上眼，唯一能听见的却只是潮水拍打堤岸的声音。

走过校车车站时莫名地想起了我的第一个房间。我记得穿着绿色毛衣的我常常坐在书架跟前的地板上看书，最爱看的是十万个为什么里的生物卷。我记得房间靠顶部有扇通向奶奶房间的小窗，我从小怕黑，必须要在对面房间的灯光关掉前睡着。青春期那几年我永远要把房门关着，每次我妈不敲门进来从冰箱拿东西我都会对她行怒目礼。

我发现自己微笑了起来。一个孩子想了解世界的好奇心，一个人无法克服的怪癖，一个焦急地需要被当作大人却不知如何面对成人世界的少年，这些所有人都遇到过的细细碎碎，可不可以也放进这部想象中的电影里呢？真的，在这个温暖的初冬的午后，在这跳跃的钢琴声里，再乏味平庸的日常生活，哪怕冲突与争吵，都显得柔情似水。我想这一刻，那个无可救药的柏拉图主义者，那个永远不肯跟世俗生活停火的自己，默默放下了武器。每个对面的敌人都显得亲如兄弟。

Love is.. II by Renodia

I.

在怒放上第一次从汪峰和两个农民工那儿听到了这首春天里，回来后赶紧下下来，真得很好听：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
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
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
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
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这段歌词里最打动我的是快乐两个字。据说，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又据说，快乐必须有一系列物质和社会基础
那么，是什么让这个一无所有，用破木吉他弹着没人要听的歌的年轻人如此快乐呢？
想来想去只找到一个答案：面向心灵生活的自由
没有身份的绑架，没有责任的束缚，生命就变成了一场狂欢。从巴黎到旧金山，全世界潦倒的年轻人联合起来，成立了波西米亚共和国
十年前的我，听到这首歌简直要心驰神往。十年后的我，听到这首歌时有点怅然。是因为意识到越长大这样的生活越遥不可及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看，长发飘飘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变成了按时还信用卡款的中年人。可我觉得，流浪一圈回来之后与生活妥协其实是件幸事
至少比那些还没来得及开始流浪就匆匆老去的人要幸运得多

II.

在王旭与刘刚的视频下面，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
“想起了十二年前在深圳横岗荷坳打工的日子.
800块一个月,早上7点半做到晚上十一点.
抓暂住证时躲到后山上.
过年买不到火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里喝着啤酒唱到哭.“

我觉得很震撼。比较文学界似乎有个悖论：作家必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因此无法代表没受过教育的底层人民。因特网提出了解决方案：让底层人民代表自己
为什么不呢？义务教育提供了知识，互联网提供了渠道，八亿农村人口提供了读者群。事实上，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简直是历史的必然
更重要的是，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和被社会边缘化的经历，对作家是多么宝贵的养料，而对我这种容易厌倦生活的人，又多么像一个美丽的口号

其实很多人都厌倦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所以，破旧、随意、涂鸦的咖啡馆才会从丽江开到了北京又开到了上海
可不管在哪儿，也不管咖啡馆如何宣传自己的塞纳风情，咖啡的价格都会明白无误的告诉你：无产阶级不得入内
因此，这个网友描述才会更加吸引我。从那林立的啤酒瓶里，我简直见到了海明威的身影，嗅到了蒙马特的气息…

Laugh harder. Cry harder